人们对一个更平等的制度的构想也并非难事

 
 
 
　　「在这样一种无形的不平等下，人们对一个更平等的制度的构想也并非难事。一个有着自身优化能力的未来社会，也必须具有打破或改善这种无形的不平等制度的能力。」
 
 
　　文学在人类历史上自古就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尤其是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文学家总是以一种犀利而又有道德感的眼光观察着这个世界，如果可能，也想通过作品改变世界。从近几年几部在全球有重大反响的反乌托邦题材的科幻片中——2011年的《时间规划局》、2012年的《饥饿游戏》、2013年的《雪国列车》，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未来社会的政治逻辑。
 
　　秩序，不平等框架之下的秩序
 
　　秩序是任何一种族群共存的前提，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不同社会制度实际上是在秩序和公平之间的一个博弈。原始社会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但酋长或部落首领和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制度框架。封建王朝自然是一个不平等的体制，王权用其铁与刀维护了那个制度的稳定，但极端的王权又极易导致制度的瓦解。资产阶级的体制在推翻了王权之后也面临着如何保证其自身稳定的问题，而目前其方针便是尽量保持阶级的流动性、打破(或从表象上打破)对底层阶级的绝对剥削。
 
　　个体的人或小群体的人总能为了其自身的安全而对大制度下的不平等作出妥协，毕竟人们、就算是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也很难预想并构建出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然而，人们并不难构想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如果现实社会的不平等超过了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并且对一个更平等社会的建构又很清晰，一个当下的体制便失衡了。
 
　　这也是那三部反乌托邦电影的人类未来社会的政治逻辑。《时间规划局》讲的是在2169年，人类社会不再有货币，人们用印在手上的电子表作为贸易活动的支付工具。富人生活在一个区，他们腕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穷人生活在另一个区，他们腕表上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天，他们需要用劳动来换取时间以购买生活必需品。但是穷人劳动所挣得的时间永远不会多于一天，很多人因为时间用尽而死亡。故事主人公的母亲就是因为在自己腕表的时间用尽之前还没到家而自动暴毙的。也有很多人因为想进入富人世界而被时间局警察击毙。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穷人生活在绝对的恐惧当中。他们不需要任何政治哲学家就可以预想建构出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打破时间的不合理分配。
 
　　《饥饿游戏》是由一本畅销科幻小说改编的，很受美国年轻人欢迎，尤其是对美国的不平等有异议的左翼青年。在《饥饿游戏》中，人类社会被分为13个区，其中12个区是被统治的，完全处于统治区的管辖之下。12个被统治区的人民过着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而统治区的人则享受着荣华富贵。12个区的人们彼此没有联系，被完全分开统治。来自统治区的列车可以驶过这12个区，并且通过暴力警察维系着体制的稳定。这个体制的残酷性更加一览无余，统治区每年的盛宴是从12个区里分别随机选取2人到统治区的户外参加饥饿游戏，他们要互相残杀彼此以求成为最后的两个生存者。统治区的人们通过大屏液晶数码电视享受着每年一度的视觉盛宴，而12个被统治区的人们也不得不在自家的墙上看自己的同胞相互残杀的“游戏”。恐惧，被统治的人们生活在恐惧中。但同样的，在这样一种绝对的不平等下，人们有着清晰的对一个更平等体制的构想。而革命，只要可能，便一触即发。
 
　　《雪国列车》里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冰川时代的地球，幸存者生活在一辆绕地球自动运行的列车上。而这是一个有着绝对秩序的生活世界，有钱人(那些买了头等舱座位的)坐在列车的头部，他们有着丰盛的事物、充分的娱乐方式。而穷人(那些买不起车票的逃难者)蜷缩地挤在列车的尾部，吃着用蟑螂和其他昆虫碾碎而制作的蛋白质块儿。从车头来的警察不时地对尾厢进行暴力恐吓以及政治洗脑。从一段头厢部长的演讲中可以看出这个体制的极端性：“秩序，永恒的秩序。我们都生活在这辆永动的列车上，我在车头，你们在车尾。从我们上车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我们的位置。请记住你的位置，你在脚部，我在头部，只有秩序才能让我们存在。就是这样。”这种极端的秩序让人对更好生活的向往是那么清晰，失衡只是在某个节点的一触即发。
 
　　秩序的失衡与未来社会的政治逻辑
 
　　当人们可以清晰地预见到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时，当下制度的平衡就已经被冲击了。在这三部关于未来社会的电影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未来社会的政治规则。
 
　　科技，对，科技让暴力统治成为可能。远程监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高速交通工具可以让统治阶层更好地控制底层——可以把底层绝对地分成不同的区，配以精良枪械的警察严格控制着底层的活动，用远程电视对每个个体进行教育和政治宣传。这些方法在《时间规划局》、《饥饿游戏》、和《雪国列车》里都有用到。但技术无法让人停止对更平等的社会的构想，当不平等对于每个被压迫的个体都成了自明的事实时，无需政治哲学家的建构，一个体制就会被颠覆。
 
　　也许未来社会并没有像反乌托邦电影所刻画的那样极端，也许各个阶层还享有相对的流动并且还可以相互交流，也许底层的人民已经生活得很好了。但就算在一种相对平等的体制中，之前所陈述的那个政治哲学命题还是成立的。如果现实社会的不平等超过了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并且对一个更平等社会的建构又很清晰，一个当下的体制便失衡了。
 
　　未来人类社会自然会更加流动，所以好莱坞电影的非流动性本来就制造出一个不太可能的极端。但在一个流动性的社会——网络的无边界、国籍的模糊、高速交通工具的便捷，也会出现精英阶层对底层的绝对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但却会无形地把世界分成等级，就像逛西单地下平价商场的人不会优雅地去国贸对面写着自己字都不认识的银泰中心和东大桥的侨福芳草地一样。在这样一种无形的不平等下，人们对一个更平等的制度的构想也并非难事。一个有着自身优化能力的未来社会，也必须具有打破或改善这种无形的不平等制度的能力。
 
　　这就像《雪国列车》的结局，永动机的设计者(同时也是列车的领袖)可以一开始就把底层的革命领袖接纳到自己的阵营，大家一起构想如何让这个列车更安全地在已是冰川覆盖的地球行驶。而不是等到最后，在对不平等的愤怒和挑战中弄得两败俱伤、列车支离玻碎。
 
　　对话，不平等身份但平等尊严的对话，是和解未来制度危机的唯一良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