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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

时间:2020-07-15    点击:
    洪秀全(1814年1月1日—1864年6月1日 [1]  ),曾用名火秀 [2]  ,族名仁坤,后来为了避上帝名讳而改为洪秀全 [3]  ,广东花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官禄村人 [4]  。清末农民起义领袖。 [2]  [5-6]
    道光年间,撰写《原道救世歌》等作品。咸丰元年(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发动金田起义, [7-8]  建国号太平天国,号天王。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江宁(今南京),改称天京。建都之后,洪秀全分兵占领长江各省,派兵北伐、西征 [2]  [9]  ,并摧毁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六年(1856年),洪秀全诛杨秀清、韦昌辉,史称“天京事变”,随后,他迅速启用陈玉成、李秀成等新将领;并以洪仁玕为军师,推行新政。 [9]  同治三年(1864年),洪秀全在天京病逝,享年51岁。其逝世后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在政治上,洪秀全完善职官制度,修建王府,确立五军主将;在经济上,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力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文化上,他改革科举制度 [10]  ,废除“四书五经” [10]  ;在宗教上,他维护拜上帝教的独立性 [11-12]  ,抵制列强的宗教渗透 [11-12]  ;在主权原则上,对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不予承认,并积极抗击帝国主义侵略。 [9]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历时十四年,给中外反动势力沉重的打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1]  。洪秀全为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乃至孙中山也自诩“洪秀全第二” [13]  。但洪秀全奉行的盲目排外政策和不切实际的纲领以及他后期腐化的生活作风等,都具有负面影响。 [9]  [9]  [14]
    人物关系
    纠错

    哥哥 洪仁达
       
    本    名 洪秀全 别    称 洪火秀、洪仁坤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广东花县 出生时间 1814年1月1日 去世时间 1864年6月1日 主要作品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主要成就 建立太平天国;创立拜上帝教;攻获满清王朝半壁江山 原    籍 广东嘉应州石坑堡 [15]
    目录
    1 人物生平
    ▪ 屡试不第
    ▪ 创上帝教
    ▪ 称王立业
    ▪ 天京事变
    ▪ 大势倾颓
    ▪ 因病逝世
    2 为政举措
    ▪ 政治
    ▪ 军事
    ▪ 经济
    ▪ 社会
    ▪ 文化
    ▪ 宗教
    ▪ 民族
    ▪ 外交
    3 人物评价
    ▪ 总评
    ▪ 史书评价
    ▪ 名人评价
    4 亲属成员
    ▪ 家世
    ▪ 先辈
    ▪ 兄弟
    ▪ 妻子
    ▪ 儿子
    5 个人作品
    6 人物争议
    ▪ 死因争议
    ▪ 功过争议
    7 后世纪念
    ▪ 故居
    ▪ 纪念馆
    ▪ 宗祠
    8 艺术形象
    ▪ 影视形象
    ▪ 文学形象
    人物生平编辑
    屡试不第
    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的耕读世家 [9]  。7岁起在村中上学,熟读四书五经及其它一些古籍 [9]  。
    南京市天王府遗址内的洪秀全像
    南京市天王府遗址内的洪秀全像
    道光七年(1827年),洪秀全15岁,第一次到花县参加县试,名列前茅。但到广州参加府试时,他落第了。次年,因家中经济拮据,他一面从事农业劳动,一面自学。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 [9]  。
    道光九年(1829年),洪秀全应同学的邀请,到县城附近鹫岭古寺的私塾伴读 [9]  。
    道光十年(1830年),洪秀全因有学识被聘为本村塾师,开始了农村的教书生涯 [9]  。
    村中父老看好洪秀全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他三次都在广州院试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是25岁了,受此打击回家以后重病一场,一度昏迷。病中幻觉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我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 [9]  。
    创上帝教
    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翻阅以前在广州应试时收到的基督徒梁发的《劝世良言》一书,详读之后被宣扬上帝的基督教教义所启发,萌发了信奉上帝、追求人人平等的观念。把书中内容与自己以前大病时的幻觉对比,认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上帝 [11]  ,并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对上帝的理解 [11]  ,称之为“拜上帝教”(也称拜上帝会)。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9]  。
    洪秀全最初在广州附近传教,但未取得成功。洪秀全遂说动好友冯云山撤了孔子的牌位,改奉拜上帝教,并向乡亲传播教义。其后,他又编写了《原道救世歌》等布道诗文,抨击社会上的种种邪恶现象,呼吁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建立起“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世界。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教义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 [9]  [16]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天,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再次参加了院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 [17]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转至广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下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 [2]  。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次年间,在家乡的洪秀全写下《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等作品 [16]  。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初,洪秀全在广州的一所基督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曾要求受洗,但教士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而拒绝了,于是其自行施洗 [16]  [9]  。
    打碎甘王神像
    打碎甘王神像 [18]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0月,洪秀全其后再到广西会合冯云山,洪与冯云山在高坑冲信徒卢六家建立了拜上帝教的领导机构。他们决定向其他宗教和神权发起挑战。洪、冯首先拿香火最盛的象州甘王庙开刀,将甘王偶像砸碎,并宣布其杀母、藐视上帝等十大罪状 [9]  。在冯云山的协助下,于当年内在广西桂平建立了“拜上帝会”,吸收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2000人为会员。并陆续制订拜上帝会的规条及仪式。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日渐加深,洪秀全等人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决定反清,加紧准备。会众在下半年间陆续前来金田团营 [9]  。
    称王立业
    参见:金田起义、太平军北伐、太平军西征
    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 [17]
    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初十(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就任天王,定国号太平天国。清廷急派钦差大臣李星沅赴桂镇压。李星沅急遣广西提督向荣率万余名清军围攻太平军,妄图扼杀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元年(1851年)1月13日,洪秀全挥军占领商业重镇江口。2月18日,向荣进犯江口,遭到伏击,“官兵大半心寒”。只得改用“围堵”战术,阻扼太平军东进。洪秀全因粮食缺乏,于3月10日夜间率部撤出江口圩,西向转移,在武宣东乡据守。23日,洪秀全分封五军主将 [9]  。
    咸丰元年(1851年)4月3日,广西巡抚周天爵与向荣大举进犯三里圩,洪秀全、冯云山亲往前线督战,再败清军。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新任钦差大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军务,增兵围剿太平军,6月9日,太平军败乌兰泰部于独鳌山等地,因清军重兵扼堵北路,洪秀全遂于7月2日向南突围,折回紫荆山。洪秀全将队伍分成前后两部:前军以莫村为中心,由杨、萧负责;他和冯云山统率后军干茶地设立总部,“前以新圩为门户,后以猪仔峡、双譬山为隘。”8月11日,因清军偷袭,猪仔峡、双髻山要隘失守。16日,洪秀全在茶地下诏突围。20日后军撤出紫荆山,归入新圩,继续与清军血战。9月11日夜间,太平军冒雨从新圩突围,15日,在官村岭大败尾追的向荣部清军。洪秀全号召全军“不贪生怕死,不贪安怕苦”,乘胜发展。9月25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永安州城。在这里,太平军滞留半年多,进行政权建设 [9]  。
    太平天国起义,油画,宋征殷绘制
    太平天国起义,油画,宋征殷绘制 [18]
    咸丰二年(1852年)4月,城内粮草殆尽,火药告竭。4月4日,洪秀全向全军发出突围令,命令全军“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衣着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 [14]  ,号召将士“欢喜踊跃,坚耐威武”,精装从简,“”放胆诛妖“”。 [14]  5日深夜,太平军突破永安东路清军防线,向荣、乌兰泰紧逼追击,在龙寮岭消灭太平军后卫2千余人。全军将士义愤填膺,于大峒伏击清军,并乘胜北进,于4月18日进围广西省城桂林,并在南郊将军桥击毙乌兰泰。向荣匆忙守御桂林,太平军围攻一月不克,于5月19日主动撤围北上,6月3日克全州。太平军旋即北进,“欲直扑湘汉”,饮马长江。但在蓑衣渡遭到清军伏击,损失严重。冯云山不幸牺牲。洪秀全失去“板荡忠臣”和亲密战友 [14]  。蓑衣渡受挫后,洪秀全率太平军从湘江东岸登陆,改由陆路入湘,于12日占领道州。杨秀清提出了进军两湖、东取南京的战略构想,重颁永安时期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等三篇檄文,揭露清廷的腐败统治,号召汉族民众起义,“肃清胡氛,同亨太平之乐。”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接着,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湘南州县。10月中旬,洪、杨亲率大军猛烈攻城。但太平军屡攻不克。 11月底,洪、杨撤围北上,12月初克益阳,旋东趋洞庭湖,于13日占领两湖重镇岳州,在此组建水营。17日,太平军分水陆两路向湖北挺进 [9]  。
    咸丰三年(1853年)1月12日,洪秀全率太平军攻克武昌,毙清湖北巡抚常大淳。2月9日,洪秀全、杨秀清统帅水陆大军,浩浩荡荡顺长江向东挺进。“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 [19]  15日,太平军在湖北老鼠峡一带突破清军江防阵线,18日占领九江。24日克安庆,巡抚蒋文庆毙命。
    咸丰三年(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斩清两江总督陆建瀛和江宁将军祥厚。29 日,洪秀全入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又分军东征,攻克镇江、扬州。从此,太平天国革
    洪秀全玉玺
    洪秀全玉玺
    命进入把胜利推向全国的新阶段 [9]  。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 ,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 ,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20]  。
    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冯云山、萧朝贵已死,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主张把四书五经列为禁书,杨秀清不同意,借“天父下凡”迫洪秀全让步,后者只好同意四书五经在修改后可以刊印流传,然而,直至太平天国灭亡仍未曾刊行 [16]  。
    天京事变
    参见:天京变乱
    一种说法认为:咸丰六年(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另有图谋,以“天父下凡”为由迫天王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日渐加深 [2]  [21]  。
    天京变乱示意图
    天京变乱示意图
    而韦昌辉对于杨秀清主管国事不服气,表面上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心里早就暗藏杀机 [22]  。
    洪秀全知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燕王秦日纲对东王不满,于是密诏(一说无密诏)韦率军返京诛杨,杨秀清及其家人被诛,史称“天京事变”。石达开抵达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韦昌辉又扩大事态,尽杀石的家属。石达开从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下令“合朝同心”,将韦昌辉处死,首级送石达开,以石达开主政 [23]  。
    事变后,洪秀全追封杨秀清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将自己的第五子过继给杨秀清,将其被害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要臣民们“代代莫须忘” [22]  [24]  。
    咸丰七年(1857年),翼王石达开在天京主政一段时间,为洪秀全所忌,洪秀全封自己的亲兄弟洪仁发、洪仁达为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他的不满。石达开带领大军负气出走,脱离天王指挥。自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洪秀全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太平天国却开始走下坡路。
    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 [24]  。
    天京内讧图
    天京内讧图 [18]
    另一种说法认为:咸丰六年(1856年),杨秀清派韦昌辉“督师”江西,韦昌辉屡战屡败,因为惧怕惩处,随领兵偷偷回京,奔赴天王府求情。洪秀全斥责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韦昌辉走投无路,遂孤注一掷,突袭东王府,杀杨秀清以及其部署两万余人。石达开回到天京,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欲加害石达开。石达开逃到天王府,韦昌辉兴兵攻打天王府。石达开连夜出逃,韦昌辉杀其全家老少。石达开逃到武昌后,兴兵四万讨伐韦昌辉 [25]  。
    大势倾颓
    咸丰八年(1858年)5月,清军开始进迫天京,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人支撑下,太平军在数年间阻止了清军的很多攻势 [9]  [2]  。
    咸丰九年(1859年),族弟洪仁玕抵达天京,洪秀全大喜,封洪仁玕为军师、干王,总理天国朝政。由于洪仁玕未有立功而封王,洪秀全怕其他人不服,再次分封异姓王。后来洪秀全分散诸王权力,开始滥封王爵 [2]  。
    太平天国后期形势
    太平天国后期形势
    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海军提督何伯与参赞巴夏礼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以事成后平分中国为条件,协助太平天国打败清政府。洪秀全态度坚决,断然拒绝英国人的建议,在维护国土完整和主权方面,态度明确和坚定。英国人见无法从太平天国那里获得利益便转而支持清政府 [2]  。
    同治元年(1862年),陈玉成英勇就义后,曾国荃率湘军又进逼雨花台围困南京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附近据点逐一陷落。洪秀全晚年,思想保守,陷入了宗教迷信。李秀成知道天京难以久守,向洪秀全建议放弃天京,转战中原,被洪秀全拒绝。面对困境,洪秀全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却向将士宣称将有天兵下凡,驱走清兵 [2]  。
    因病逝世
    其后太平天国的苏、浙基地均被湘军和淮军攻克,南京城外营垒亦尽陷敌手。洪秀全其时已患重病,他拒绝了李秀成的弃城出走建议,期望上帝降奇迹赐福于太平天国从而战胜清军。但随着天京的防务日渐危急,洪秀全的幻想终告破灭。
    同治二年(1863年)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逝世,享年51岁。其子洪天贵福继承其位。其臣属用锦绣绸缎包裹他的遗体,藏在宫内,秘不发丧,十余日后方宣之于众。 [26-27]
    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今南京)陷于清军,太平天国覆亡。
    为政举措编辑
    政治
    洪秀全致力确立天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力图建立起一个符合其阐释改造了的基督教神学精神的新型社会。
    前期
    定都以后,洪秀全等进一步推展政权建设,健全与加强天朝各级政权体系 [9]  。
    第一,修王府,定朝仪,正名分,别尊卑。天王的住处称“天朝宫殿”,天朝宫殿是太平天国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天上在此接受朝臣觐见,发布诏令。洪秀全颁布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复杂陈旧的封建礼制,规定了一套显示其无上尊严的朝见仪式。宣扬“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封建朝纲,强调“整肃官方,驭群臣以律度”,以确立”朕即国家”,“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君主专制体制 [9]  。
    第二,完善职官制度定都后,完善官制。洪秀全规定天王是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王以下职官分朝内、守上、乡官三级。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为朝内官;总制、监军为守土官,军师以下为乡官 [28]  。洪秀全又将政权机构与军队分仟,官职外又有爵位。朝内及军中又有各种典官,主管相关具体业务 [9]  。
    天朝权力系统由天王和军师控御。天王“临朝而不理政”。东王府事实上是军政合一的中央政府。永安分工后,杨秀清就取得节制诸工的权力,冯云山、萧朝贵牺牲,他的权力更大,以“军师”名义发号施令。定都后,洪秀全是天国君主,享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而将“一切军务皆委之”杨秀清,“任其裁决”。就制度层面而言,天王有无上的尊严,掌握着一切军政要务的最高决断权。一般军政即由东王裁处,启奏天王旨准,天王旨准后,东王将决策输出,层层贯彻执行。就实际运作而言,杨秀清经常包揽军政,独断专行,洪秀全只是画诺而已 [9]  。
    第三,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的建立。洪秀全规定守土官分省、郡、县三级,省级由中央任命丞相、检点、指挥等职官员担任,掌管行政,办理民务。因战争关系,省级首长要受当地军事长官或更高一级的军事统帅节制。郡级设总制管理,县级设监军管理。或由中央直接委派,或由当地统军将领直接任命,然后报中央核准 [9]  [29]  。
    后期
    咸丰九年(1859年),洪秀全颁布了洪仁玕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这是后期太平天囯的重要政纲,说明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较同时代的地主统治阶级思想开明,眼界开阔。
    天京事变后,试图重建君主权力的洪秀全,虽然在李秀成等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运行效果良好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构建以他的宗族为核心的上帝家庭,使之凌驾于本来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之上,试图以此支配以李秀成为首的地方实力派 [30]  。
    洪秀全在重建权力中枢的同时,还致力于重建上帝家庭的努力。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死后,洪秀全不得不重新恢复因杨秀清之死造成的信仰危机。洪秀全破坏了在紫荆山时期就开始营造的一个制度化的仪式,这对太平天国宗教信仰体系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24]  。天父天兄传言,已经成为太平天国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太平天国整个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信仰构件。杨秀清的突然消失给臣民一个很难解释的关于国家制度问题的疑惑。洪秀全无法满足臣民们此时心灵的空虚与焦虑,意味着天父天兄下凡这一制度化仪式再难以恢复 [30]  。
    洪秀全
    洪秀全
    洪秀全经过与李秀成等实力派互动而形成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复苏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 [24]  。但是在宗教层面,洪秀全却在破坏正在完善的运作良好的制度,逐步强化以自己为核心,以胞族为核心权力圈的宗教家庭关系,为了实现自己“家天下”的目的,不断为他所重用的亲族人员创设新的官职,破坏了文武官员的合作机制。把上帝家庭群体凌驾于军政制度之上,严重干扰了文武大臣在制度内的活动 [30]  。
    军事
    扩充军队
    洪秀全领兵作战

    洪秀全领兵作战
    金田起义之始,太平军约二万余人。起义后,在大惶江口,洪秀全即以同拜上帝,信从教义,遵守会规为条件,吸纳了罗大纲、苏三娘、邱二嫂等部天地会众。由于军兴初期,太平军一直在山区转移,单纯防御,队伍消耗较大,兵员补给困难。永安突围后,太平军转取积极运动战略,长驱进军两湖,途中大力扩军,太平军“势遂复炽”,“如虎添翼”。随着大军进入长江流域,迭克重镇大邑,后勤物资丰裕,部队扩展更快。占领武昌后,洪秀全征收男女入营,市民纷纷从军,出现了“红中覆首众皆狂”的热烈场面。 [14]  大军号称50 万人。自武昌东进时,水陆两路,帆慢蔽江,首尾数十里 [20]  [9]  。
    制定条规
    太平军是拜上帝教众军事化、革命化的产物。信教后,教众严格遵行十款天条,养成良好的风纪,具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团营后,又有五条军纪约束,很快适应军旅生活,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过程 [9]  [20]  。在永安,洪秀全大力整顿军事纪律,确立了对士兵画圈记功、画叉记罪,严明赏罚的制度;重申了一切财物归圣库的军事纪律。洪秀全严诏:“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违者议罪。” [14]  又发布了第七天条别男行女行的规定,对奸邪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 [14]  制定了“定营规条”和“行营规矩”,规定一系列军纪,如不得毁坏民房、掳掠民财、入乡造饭取食、乱拉民伏及任意杀人;务要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不得隐藏兵数、匿藏金银器饰;不得吸食鸦片,不准饮酒;不包庇询情,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要同心协力,备遵有司约束等。使太平军成为一支爱护群众、爱惜武器、戒除恶习,服从命令,公心无私的军队。使太平军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调动了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得以屡次战胜强敌,进军南京 [9]  。
    扩大编制,创立兵种
    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军不断发展壮大。为适应形势需要,洪秀全逐步扩充部队编制,创立新的兵种。进军湖南之前,太平军名称有些变化。在茶地时,军长改称军帅,仍分前后左右中五大集群,分由五军主将统领,其下每大军又分一、二军,共10军,由各军帅统带。至天京以后,五大集群又扩展为一至十军 [9]  。
    以上为太平军的陆营编制,此外,还设立了土营和水营。太平军至道州、郴州,吸纳了数千挖煤工人。洪秀全将他们单独编制成军,以龙山矿工老战士为骨干,组建上营,形成新的军种。设指挥一人,将军四人,其建制与陆营相同。以后不断扩大。至南京后,上营师帅达762人。土营是太平军的工程兵,专事穴地攻城、筑路建桥。在长沙、武昌、南京发挥威力,清军尤为恐惧。至天京后,兴修王府,从事土木工程建筑等 [9]  。
    无锡水战与清军炮团
    无锡水战与清军炮团 [18]
    太平军起义之初就有船只和水军,主要用于运输,不承担战斗任务。咸丰二年(1852年)底克益阳时,数千船户带着民船参加太平军。洪秀全决定设“典水匠”一职,职同将军,以唐正财任此职,初创水营。进至武汉,沿江大小船只都为太平军所有。唐正财以船只“横江作浮桥,铁索环之”, [31]  一夜之间建成浮桥两座,为太平军攻克武昌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正财因功升指挥,“总统水营船务” [19]  。自此水营开始承担水上作战任务。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船约万余只”,“蔽江而下,帆樯如雪。” [31]  在进军金陵途中,水营在老鼠峡、东梁山两次水战中,击败清军水师,摧毁敌人江防,在战斗中发挥关键作用。围攻南京时,水营用船只一万多艘封锁江面,为攻克南京再立新功。水师建制更加完备 [9]  。
    北伐
    咸丰三年(1853年)5月,洪秀全、杨秀清派林凤祥、李开芳等率军2万人北伐,以北京为战略目标,采取永安之后的积极运动战略,北伐军从扬州出发,迅速挺进安徽、河南、直隶、天津。由于北伐军孤年深入,因此,粮食、弹药缺乏,难以继续推进。林、李一面派人向天京求援,一面被迫于咸丰四年(1854年)初南撤至阜城待援。洪、杨闻讯于2月组织援军北上。但4月于临清被清军追堵,损失殆尽。北伐军至咸丰五年(1855年)春被清军消灭。洪秀全蹈袭永安以后的经验,使北伐军孤军流动作战,终于导致惨重失败 [9]  [32]  。
    西征
    咸丰三年(1853年)5月,洪秀全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军西征,兵锋直指江南大营粮饷基地南昌,试图分散清军兵力,久攻不下。是年秋,石达开赴安庆,主持西征军务,确立了攻城夺地、开辟上游基地的战略。首先攻克庐州,开辟皖北基地,以为西征依托。随后集中主力,转进湖北。太平军兵分三路:包围武昌;西进荆州、襄阳;南攻湖南。咸丰四年(1854年)夏,太平军占领湖北西部数十州县。但西征战场过大,兵力严重分散,实力渐次虚弱。南路遇到湘军的猛烈抵抗,在湘潭严重失利,湘军乘势反攻。西征军水师被歼,湖北基地陷落。洪秀全急调石达开驶赴湖口,主持军事。咸丰五年(1855年)11月,石达开进军江西,攻占了9府50余州县。西征军声势重振,控制皖、赣、鄂三省大片疆土。太平军在占领区内,摧毁清朝各级地方政权,设官据守,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并在基层推举乡官,控制广大城乡腹地,安排民众生产生活,收缴粮税,维持治安,提供后勤支援,协助太平军打击清军和地主团练 [9]  。
    攻克两大营
    清廷一直把重兵集结在天京外围,建立江南和江北大营,对太平天国首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856年初,西征胜利后,洪秀全从西征军中抽调主力,驰援镇江,大败清军,又袭破清营120余座,打垮了江北大营。6月,又从西线抽调石达开部回援,与天京守军二路夹攻,打垮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威胁。太平军未能实现夺取全国胜利的总目标,但占领了长江中下游腹地,歼灭了江南部分清军,巩固了天京安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9]  。
    改革军政
    天京事变后,经洪秀全下诏,朝臣推举出“十八指挥陈玉成、二十指挥李秀成、赞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贤出来助国” [33]  ,并升封他们为主将。又设立掌率制度,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又正掌率,钟芳礼为副掌率,后来,李秀成升任副掌率。这批将帅协同作战,在东西战场连次获捷,缓和了急剧逆转的危局 [9]  。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洪秀全积极征招新兵,重建武装力量。他令赖文光“出师江右招军,以期后用。” [34]  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进兵皖北,吸收大批饥民参军。又封捻军首领张乐行等官爵,加强对捻军的联络与招抚,使其配合太平军征战,成为稳定局势的重要武装力量。为了提高将帅素质,洪秀全着手加强军事教育,将中国古代兵书《武经七书》中的精华辑成《武略》一书,广为刊刻,令将领研读,规定武科士子必须攻习《武略》 [9]  。
    天京突围
    咸丰八年(1858年)7月下旬,李秀成会集安徽各地将领于枞阳镇,制定了突破皖北,会攻江北大营,解救京围的战略计划。洪秀全迅速批准,并重建五军主将,升擢各位将帅。8月,陈玉成击溃援皖湘军李孟群部,扭转了皖北战局。9月,陈玉成挥师东进会师,再次击溃江北大营,打通了天京江路交通线,局部缓解了京围。11月,洪秀全诏令陈玉成、李秀成等先后西援,围歼湘军李续宾部六千人,稳定了上游战局。之后,李世贤也在皖南发动进攻,在湾沚歼灭江南大营主力戴文英、邓绍良二部,威胁江南大营战略后方 [9]  。
    咸丰十年(1860年)初,江南大营围逼天京,洪秀全诏令各将援京。李秀成再次主张离家实施战略机动,并与洪仁玕制定“围魏救赵”之计。洪秀全予以批准,并急诏陈玉成等各路大军迅速东援天京。李秀成奔袭杭州,调动江南大营分兵,遂回师与各路将士会攻江南大营,摧毁顽敌。之后,洪秀全召集军事会议,确定了先取江浙,再图皖鄂的作战方针,令李秀成、陈玉成等东征苏、常。结果,太平军在一个半月内占领了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地区,取得了开辟苏常基地的重大胜利,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 [9]  。
    经济
    洪秀全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思想在充分吸取儒家经典、基督教义和前人思想等养分后应运而生,其载体正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间先后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部理论著作 [35]  。它“是对农民朴素的思想意识、利益要求的总概括,是参考了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纲领,并借鉴了基督教义,多以宗教的形式提出来的” [36]  。洪秀全这种经济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便是咸丰三年(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 [35]  。
    圣库制度
    洪秀全在天京一度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一切财物收归各级圣库,按人口、等级平均分配与消费。圣库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财物上的公有制,生活分配上平均主义供给制,社会组织上实行男女分营制。它使教众之间形成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体现了洪秀全平等平均思想 [9]  [37]  。
    洪秀全在一切财物归公的基础上,对太平军及其家属的生活实行供给制,“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大家都过着平均主义式的兵营生活,丰衣足食时,人人都能获得温饱;条件艰苦、缺粮严重时,即概行食粥,以示节省。”这对于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时,“农夫之家”、“寒苦之家”,饥民、流民纷纷加入太平军,因此,太平军队伍日益扩充壮大。在社会组织上实行男女分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小农业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的社会组织,代之以“天下一家”的组织形式。这实际上就是洪秀全建立地上天国的最初尝试,是他要建立的新社会组织的雏型 [37]  [9]  。
    天朝田亩制度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文件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咸丰三年(1853年)冬,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改变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会的措施。其内容表现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 [1]  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38]  的平分土地的施政方案,显现出改革社会制度的进步思想 [39]  。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预期了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社会;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方式,这在中国自然经济面临崩溃的前夜只能是逆历史潮流的空想 [37]  。
    着佃交粮
    洪秀全采用了“着佃交粮”的政策,此外,洪秀全因天京缺粮的紧急情况,还采用‘照旧交粮纳税’措施。咸丰四年(1854年)初至年底,太平军与江南大营围绕天京展开了争夺的攻守对决,而新政策的施行使源源不断的粮赋缓解了天京缺粮的危机,为太平军最后打赢这场攻防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照旧交粮纳税”收到了效果 [35]  。太平天国开始实施正常状态下的农村政治,社会经济政策的相应转变是十分自然的。在太平天国由于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现实条件的局限,而不可能实施《制度》规定的平分土地政策的前提下,在太平军贵族集团缺乏行政经验的情况下,采用传统的地方行政,这是一个必然转变过程中的自然过渡。 [40]
    工商业政策
    工商业政策上,在天京和一些城市废除私营手工业和商业,将手工业者按其技能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只在天京城外设立公营性质的新型商业;后来恢复商业,天京以外亦允许私营手工业存在 [9]  [37]  。
    对外贸易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形成鲜明对比。咸丰四年(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咸丰八年(1858年)翻了一番。同治元年(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41]  。
    在当时的清朝许多国民由于抽鸦片而体质虚弱,难于戒除烟瘾,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国库虚空,民生困苦。洪秀全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通过制定严厉的刑罚来禁止鸦片买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社会
    洪秀全等一度在天京和一些城市废除家庭,分别男行女行。男人男馆、女人女馆,儿童或编入童子军,或入“育才馆”读书,耆老者入“老民馆”,残废者入“能人馆”,会写会算者为各馆书手,有专门技艺者分别编入百工衙或诸匠营,各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洪秀全试图建立一种各有所归、各尽所能,亲爱和睦的社会大家庭。后来无法推行,才恢复一家一户的小家庭 [9]  。
    洪秀全画像
    洪秀全画像(7张)
    在服饰方面,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少有具备服饰制度的农民政权。 [42]  在服饰上,既继承了传统遗制,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衣冠服饰制度。洪秀全规定了三条原则,即严格禁止穿着清朝的正式官服,要求男子蓄发、妇女放足,严禁雉发和缠足。把蓄发与否作为是否顺从太平天国的标志,对雉发不蓄者斩首不留。群众和下级官员不得越级穿着官员或上级官员的服装。定都后,制定了等级分明的服饰标准 [9]  。
    洪秀全还向维系封建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封建礼仪提出了挑战,他把“打躬叩首”的参拜揖让之礼斥为“妖礼”。婚礼上,反对铺张礼俗,主张节俭办婚事,废除择古日、具聘礼、宴宾客、用鼓乐等“旧时歪例”,结婚只须按一定章式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可,新人或同赴礼拜堂,教士为之祈祷,或“短烛一对交拜而已” [43]  。丧礼上,也变革“旧时坏规矩”,认为人死是升天,是回到大天堂这个极乐世界去享受永福,所以“”宜欢不宜哭“”。规定“丧事不可做南无、大殓、成服,还山,俱用牲醴茶饭祭告皇上帝”,不得招魂设醮,禁用棺木,葬墓不得讲求风水等等 [9]  。
    洪秀全严禁吸烟、饮酒、为娼、赌博。起义后,一再重申禁令。定都后,立即将这些禁令从军中扩展到民间,规定饮酒者受责罚,严重酗酒者处斩。对吸黄烟、土烟者,杖责游街。太平天国禁止鸦片尤力,把鸦片看作是戕害民族机体、败坏社会风气之大敌,一再“出示劝人戒赌、戒鸦片,长篇累犊,苦口婆心”。洪秀全为此还两次下诏,劝军民禁戒鸦片。对吸食鸦片者斩首不留,对贩运鸦片或开设烟馆者格杀勿论。赌博也在严禁之列,太平天国把“骨牌、骰子等赌具列为禁物,严禁开设赌场,或私下聚赌。”洪秀全力图根除清朝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恶习,树立健康良好的社会风尚,体现了农民对建立美好社会环境的渴望和追求 [9]  。
    文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太平天国初期,洪秀全在宣传拜上帝会、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时,就意识到要推翻专制统治,必须摧毁正统思想儒学,从思想上解放人民群众。洪秀全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
    禁行、删改经书
    太平军在1860年进军江浙
    太平军在1860年进军江浙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就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书”,之后又明确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赦”。为了禁绝儒家经书的传播,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掀起了群众性的搜索“妖书邪书”活动,查禁孔孟经典,这场烧书、 禁书活动一直持续到定都天京。杨秀清认为以烧书作为反孔反儒的方式不妥,删书更有利于树立上帝教的权威 [2]  ,更有利于维护太平天国政权的统治 [10]  。之后洪秀全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借用儒家的传统等级思想。因而后来摒弃“妖书